近日，一位杭州女孩受网暴折磨而自杀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，其生前经历让闻者愤慨不已——仅因分享了一张染发后与病重爷爷的合影，就被一群素未谋面、无冤无仇的网友恶语相向。尽管她一直努力维权，却还是没能在严重抑郁中拯救自己。这一极端案例，再次将网暴之恶摆在社会面前。
类似的人间悲剧，已经不是第一回了。诚如有学者所言：在网络时代，人们似乎开始渐渐丧失了对复杂情感的体察，丧失了对他人境遇的体谅。空洞和浅薄，最终导致的是观点的极端和情绪的残暴。一言不合就喷脏开撕，一眼不明就猜测诋毁，一时不快就威胁骚扰，某些人将网络空间当成情绪发泄的出口，其言语之恶臭、行为之乖戾屡屡突破底线。作恶者施暴时敲敲键盘，出了事就删评销号，受害者却要承受轻则压抑痛苦、重则“社死”丧命的代价。
不能任由“键盘侠”伤人害命，这是社会的呼声，也是正义的需要。近些年，相关部门开展专项行动，社交平台开启“一键防护”，很多受害者也勇敢站出来维权，但客观地说，现实效果远未达到社会期待。究其原因，还是作恶之易与维权之难对比悬殊。匿名性下的“法不责众”，放大了人性深处的幽暗，也为施暴者提供了藏匿空间。而从司法实践看，即便受害者找到了“对簿公堂”的对象，也要面临系统取证难、诉讼成本高等实际问题。此外，网暴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是精神上的，危害性难以衡量，导致司法裁量与个人感受不相符，很多时候一句道歉就算“维权成功”。当大家普遍地出于理性选择了“自认倒霉”，那些惯于躲在暗地打黑枪者便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诚然，法治的完善需要时间，但从过往经验看，集中力量抓一些典型案例，在发挥震慑效应的同时，也能够推动相关领域的突破。比如，此前“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”备受关注，余杭区检察院在最高检和上级检察院指导下，创造性地完成了从自诉向公诉的程序转换，拓宽了网络暴力的维权路径，为后续类似案件审理提供了遵循。再如近日开庭审理的“刘学州案”，取证工作涵盖2000多条网暴言论，两名自媒体“大V”被“揪”到了被告席上。事实证明，典型案件的办理过程，本身就是以案释法、以案普法的过程，也是推动法制创新、提升司法效能的契机。相关方面不妨就从舆论反响强烈的突出个案入手，收指成拳，以点带面，既给大家维权以指导，也给不法分子以震慑。
“小恶不纵，大恶方止。”治理网暴不是司法机关的独角戏，平台同样承担着重要责任，而且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责任。民法典对此明确了“通知与取下规则”“知道规则”。通俗地说，不要求网络平台事先审查网民言论，但至少在接到举报后要迅速作为，否则将承担连带责任。网信部门应以此为依归，加大对平台企业尽责程度的监督。同时广大网民也要认识到，逞口舌之利，可能变成捅向他人的刀子，充满戾气的交流空间最终也会反噬自己。坚守社会规范，保持理性善良，本身也是对自己负责。
正义不会迟到，网络暴力再难治也要治到底。痛定思痛、举一反三，让典型案例推动网暴治理的法律进程，夯实“说话要负责任”的社会共识，网络世界才有更多清朗和安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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